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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代诗学性情论

作者 查洪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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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杨维桢也有一个口号,从字面看,与赵文的口号十分接近:“人各有情性,则人各有诗。”但事实上,与赵文的注重人格境界相比,杨维桢更重个性,其诗学性情论更充分地体现了个性精神,他说:

  诗得于师,固不若得于资之为优也。诗者人之情性也。人各有情性,则人各有诗也。得于师者,其得为吾自家之诗哉!①他之所谓“资”,与刘将孙所说的“天分”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达。刘将孙强调“天分”否定人力,杨维桢则以自家之“资”反对模拟。他的这一主张曾反复申说,如其《剡韶诗序》说:“诗本情性,有性此有情,有情此有诗也。上而言之,雅诗情纯,风诗情杂;下而言之,屈诗情骚,陶诗情靖;李诗情逸,杜诗情厚。诗之状未有不依情而出者也。”用今天的话说,是风格即个性。

  又其《张北山和陶集序》说:“诗得于言,言得于志。人各有志有言以为诗,非迹人以得之者也。②”他在这里没有使用“情性”这一概念而使用了古代的“志”的概念,但显然,他此处之所谓“志”,决不是社会的意志,也并无伦理政教意义,而仅指个人之情志。而其所谓“依情而出”之“情”也非人的感情。他所谓“资”,所谓“情性”,所谓“情”,所谓“志”,都是意义相近的概念,偏指人的性格、情趣、志趣、气质、修养、境界等,多数时候并不直接指人的感情,而基本上属于人的个性的范畴。我们看他较为具体的论述:

  评诗之品无异人品也,人有面目、骨骼,有情性、神气,诗之丑好高下亦然。风雅而降为骚,骚降为十九首,十九首而降为陶、杜,为二李,其情性不野,神气不群,故其骨骼不庳,面目不鄙。嘻!此诗之品在后无尚也。下是为齐梁,为晚唐、季宋,其面目日鄙,骨骼日庳,其情性神气可知已。嘻!学诗于晚唐、季宋之后,而欲上下陶、杜、二李,以薄乎骚雅,亦落落乎其难哉!然诗之情性神气,古今无间也。得古之情性神气,则古之诗在也。然而面目未识而谓得其骨骼,妄矣;骨骼未得而谓得其情性,妄矣;情性未得而谓得其神气,益妄矣。③

  其实,元代的性情论者,他们使用的“性情”或“情性”的概念,也大多不指个人的感情,包括我们推崇的自然性情论者和个性性情论者,刘将孙所论,乃指诗人感情的自然流露,所谓“哀乐俯仰,各尽其兴”,也并不等同于感情的概念,赵文所说则偏指诗人情趣,杨维桢所论,乃是诗人个性。上文所引他关于面目、骨骼、情性、神气之论,是他诗学的重要理论,所以也是他反复强调且希望其弟子们用心体认的,其弟子吴复在为杨维桢《铁崖古乐府》作序时就说:“复学诗于先生者有年矣,尝承教曰:认诗如认人,人之认声认貌易也,认性难也,认神又难也。习诗于古而未认其性与神,罔为诗也。④” 读以上两则材料,我们不能不注意两个问题:第一,杨维桢以情性论诗,但他更重视诗之“神”或称“神气”;第二,他从学习作诗和诗歌评价、欣赏的角度,要求人们努力认识古代诗歌的面目、骨骼、情性、神气。他的目的,乃在于让人认识并学习古代优秀诗歌的性情与神气。“神气”较之“情性”,更能反映诗人的个性,强调神气,也就更强调个性。而他之强调学习古人之情性、神气,则是针对元中期以来的复古和模拟之风而发的。可以说,杨维桢强调个性的性情论,正是对元代诗坛模拟之风的批判。他在《吴复诗录序》一文中说:

  古风人之诗类出于闾夫鄙隶,非尽公卿大夫士之作也,而传之后世,有非今公卿大夫士之所可及则何也?古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,其学之成也尚已,故其出言如山出云、水出文、草木之出华实也。后之人执笔呻吟,模朱拟白以为诗,尚为有诗也哉?故摹拟愈逼而去古愈远。⑤

  在他看来,诗的个性就在于诗人情性的自然表露。为了充分张扬个性,他于古代诗人中推重以奇崛凄艳著称的李贺,他的古乐府诗就用贺体而气则过之,张雨为其《铁崖古乐府》作序就说:“所作古乐府词,隠然有旷世金石声,人之望而畏者,又时出龙鬼蛇神,以眩荡一世之耳目。斯亦奇矣!⑥” 关于学习李贺,杨维桢有一个说法,叫做“袭其势不袭其词⑦” ,这就让我们重回到他关于面目、骨骼、情性、神气之说上来,这里说的“势”当然不等于“情性”、“神气”,但应属于“情性”、“神气”的范畴,而“词”肯定属于“面目”“骨骼”的内容。大致说来,举凡语言、材料、形式、技巧之类外在直观的东西,属于“面目”、“骨骼”,而体现诗人个性的风格、韵味、精神等,属于“情性”、“神气”,杨维桢提倡学习古代诗歌的“情性”、“神气”而反对模拟其“面目”、“骨骼”,正是其诗学性情论反对模拟、倡导个性的精神实质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赵文、杨维桢的诗学性情论虽然强调诗人个性的充分表现,虽然其诗论中也富于反传统的精神,但他们同时又都强调诗之“发乎情,止乎礼义”,反对“肆情”。如杨维桢说:

  古之诗人类有道,故发诸咏歌,其声和以平,其思深以长。不幸为放臣逐子出妇寡妻之辞,哀怨伤感,而变风变雅作矣。后之诗人一有婴拂,或饥寒之迫、疾病之楚,一切无聊之窘,则必大声疾呼,肆其情而后止。间有不然,则其人必有大过人者,而世变莫之能移也。⑧

  赵文的诗论出现在元代前期的江西,是当时当地崇尚个性的文化精神的反映,刘将孙的诗论在很多方面都与之接近。杨维桢的诗论出现在元末,则是对元代模拟风气的批判与反拨。在元末诗坛,以杨维桢为中心形成了所谓“铁雅派”,当时“承学之徒,流传沿袭,槎牙钩棘,号为铁体,靡靡成风,久而未艾”⑨ ,故其诗论不仅影响元末,也对明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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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注】
  ①《东维子集》卷七《李仲虞诗序》。
  ② 均见《东维子集》卷七。
  ③杨维桢《东维子集》卷七《赵氏诗录序》。
  ④《铁崖古乐府序》,《铁崖古乐府》卷首。
  ⑤《东维子集》卷七。
  ⑥《铁崖古乐府序》,《铁崖古乐府》卷首。
  ⑦ 吴复注杨维桢《大数谣》语。《大数谣》载《铁崖古乐府》巻二。
  ⑧《东维子集》卷七《郭义仲诗集序》。
  ⑨ 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甲前集《铁崖先生杨维桢》。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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