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代诗学性情论

作者 查洪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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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但是，吴澄是深通诗文之道的，他深刻地感受到儒家诗学性情论中的矛盾，而他又认为这种矛盾是客观的，他希望诗性的“天真”和社会功用的“世教”在诗中并行不悖，两存而不两伤：“性发乎情则言言出乎天真，情止乎礼义则事事有关于世教。古之为诗者如是，后之能诗者亦或能然，岂徒求其声音采色之似而已哉。①”他想在个体的、抒情的和社会的、伦理的两大对立的诗学主张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这似乎是他对《诗大序》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的理解和阐发。他的这一理解和阐发，既符合儒家诗论的“持情”原则，也是元人反拨宋人理性诗论和主理的诗歌创作，要求恢复诗歌的抒情，但又不希望感情的抒发失去制约，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的理论选择。当时持这种理论的并非吴澄一人，而是一种诗学倾向，如张之翰主张诗应“出乎喜怒哀乐之至情，合于仁义礼智之中道”，程钜夫要求诗要“抒性情之真，写礼义之正，陶天地之和②”等。吴澄论诗主“情性之真”，他的弟子虞集则主“性情之正”。一般说来，诗学中的“真”和“正”是矛盾的：“真”是自然的概念，“正”是伦理的概念。但上述论述说明，他们师徒的诗学性情论不是矛盾关系，而是承变关系。虞集论诗，以“性情之正，冲和之至③”作为“治世之音”的倡导，也是元至中期，社会发展和时代使然。我们从虞集的同道欧阳玄的诗论中可以明确认识到这一点，他说：

　　我元延祐以来，弥文日盛，京师诸名公，咸宗魏晋唐，一去金宋季世之弊，而趋于雅正，诗丕变而近于古。……诗雅且正，治世之音也，太平之符也④。

　　元至中期，社会相对稳定，前期诗风，不管是北方的奇崛，还是南方的激烈，都已不符合社会的需要，前期诗人激荡的感情，到中期也已渐渐平复。社会需要“润色鸿业”的诗文，于是要求归乎大雅、发乎正声的理论就应运而生。虞集正是这一诗歌理论的代表论者。虞集对时代的感受是敏锐的，他为扭转诗文风气，对前期诗风作了很多批评，其中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指出，那种诗文风格并非“性情之正⑤”，而“性情之正”则是数千年儒先们的要求。例如，与虞集同时的元明善要求文章“若雷霆之震惊，鬼神之灵变然后可”，虞集就批评其“非性情之正” 。在《胡师远诗集序》一文中，虞集较为详细地阐发了他“性情之正”的主张：

　　《离骚》出于幽愤之极，而《远游》一篇，欲超乎日月之上，与泰初以为邻。陶渊明明乎物理，感乎世变，《读山海经》诸作，略不道人间事。李太白浩荡之辞，盖伤乎大雅不作，而自放于无可奈何之表者矣。近世诗人，深于怨者多工，长于情者多美，善感慨者不能知所归，极放浪者不能有所反，是皆非得情性之正。惟嗜欲淡泊，思虑安静，最为近之。然学有以致其道，思有以达其才，庶几古诗人作者之能事乎？今观师远胡君诗集，外无世虑之交，内无声色之惑，其发辞摅思，殊有飘飘凌云之风焉。自分外之说论之，大若宿有仙材，积习不昧者。不然，何以能如秋蝉饮风露，清切一绪之无间哉！夫君子之为学，常因美质而笃焉。师远诗思之清，可谓美矣。然至清莫如水，而水其出也必有源，其行也必有用……育德者其涵养如水之达，而沛然无不济，故水非徒清之谓也⑥。

　　虞集毕竟精于诗史，他深知历代著名诗人和成功之作都是感情真实和充沛的，要让人们接受一种淡化感情、有限抒情的观念和理论并不容易。于是他首先用他的眼光来解读历代诗史，从惊艳奇崛的屈原作品中，他读出的是“欲超乎日月之上，与泰初以为邻”，从纯任自然的陶渊明诗中，他读出的是“略不道人间事”，一种超脱和冷静，从包举天地、大气磅礴的李白诗中，他看到的是因其伤于大雅不作、无可奈何才表现为“浩荡”。于是他从反正两面论述他之“性情之正”：凡属“深于怨”、“长于情”、“善感慨”、“极放浪”者都非“情性之正”，就是说，只要诗中表达了强烈的感情，不管抒发的是什么感情，都“非情性之正”，要得“情性之正”，只有先做到“嗜欲淡泊，思虑安静”，用理性抑制血气，没有欲望，没有个人的想法。除此之外，“情性之正”还要求诗风的清远不俗，和易平淡，反对险怪奇崛，也要求诗歌有关于世教、有用于当世(所谓“不徒清”)。

　　虞集诗论，在元中期居于主导地位，影响了一个时代，影响了一个时期的诗风。这种诗学“性情论”和与此相应的“治世之音”的诗坛风气，是时代使然，也是适应时代需要的，我们应该正视它，而无须抨击或鄙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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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【注】
　　①《吴文正集》卷十九《萧养蒙诗序》。
　　② 分别见张之翰《西岩集》卷十七《诗学和璞引》，程钜夫《雪楼集》卷十五《王楚山诗序》。
　　③《道园学古录》卷二十七《秋堂原序》。
　　④《圭斋文集》卷八《罗舜美诗序》。
　　⑤《元史》卷一百八十一《元明善传》。
　　⑥《道园学古录》卷三十四。
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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