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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适与岑参


文/张京华 子夜星网站整理


  

  高适和岑参是唐朝发展到极盛时期最著名的两个边塞诗人。
  高适(公元704-765)的郡望是渤海蓨县,其地唐属德州,今属河北景县。他的祖父是唐高宗时期的名将高侃,父亲高崇文官终韶州长史,韶州即今广东曲江。高适早年便随父亲旅居岭南。高崇文后来死在任上,高适就又回到中原,客居梁宋之间。高适在诗中多称自己住在“宋中”“淇上”“濮上”。宋中是当时的宋州睢阳郡,其地为今河南商丘。淇上是当时的卫州,今河北卫县;濮上是当时的濮州,今河南信阳,两个地方当时都在黄河以北。位于淇、濮与宋中之间的就是梁,当时为汴州,即今河南开封。高适自己在淇上有一所别业,但收入很有限。父亲死后,高适贫苦无依,靠着向亲朋好友索求借贷维持生计,这就难怪他的行迹会遍及梁、宋、卫这样一片广大的地区了。
  高适的性格,拓落不拘小节,务功名,尚节义,喜言王霸大略,衮衮不厌,属于心胸豁达、擅长纵横论辩的一类。他不愿意耕作,不屑于料理他那份田产,也就是“不治生事”。历史上像他那样不治生事的有两个人,一个是汉高祖刘邦,一个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哥哥刘縯。刘邦和他二哥“刘仲”比,刘縯和刘秀比,都是出名的能“不治生事”。当然,高适所生逢的年代天下太平,李唐的运脉正隆,他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。然而自宰辅以下还是可以做的,这个志向也已经不小。偏偏他又耻预常料,不愿参加普通的进士考试。耻预常料,那就是想要考取特科,即皇帝亲自主持的制科。这却要等待机会,因为它不是年年都有。谁知时光飞逝,一等就是三十年。三十年光阴,即使是从九品的小官做起,熬年头也该熬到郡太守一级了。可是,高适等到两鬓染霜,依旧是两眼空空。万般无奈之下,他就只有效仿他的同乡、汴州雍丘高阳乡的郦食其,做不成儒者,便做酒徒。
  《新唐书》说高适“少落魄”,应邵解释“落魄”之义,是“志行衰恶之貌也”。元代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说高适“隐迹博徒”。那么高适当时的志行之状,就可想而知了。酒之意在于狂,博之意在于赌,高适就在以其全部生活作赌注,宁愿成为酒徒,宁愿生活一贫如洗,也要赌。凡赌只有两种可能,要么一朝成名,要么一落千丈。这期间高适的诗中常露出两种口风:一是胸怀大略,显出随时可以身干青云、青紫俯拾的气象;一是甘愿做一个草莽野人,隐迹田园而不求闻达。这就是进则兼济天下,退则独善其身之意了。放出这样两种口风有个好处:一是有了功名,足以显示出自己胜人一筹,我本不愿为官,但朝廷圣明,贤才必用,天命下达,我怎忍违之?即使终生不被任用,那也是我性情所好,不是我一心想做官而遭别人嫌弃,不能因此怀疑我的品行才智。
  唐风豁达开放,士人求取功名都直言不讳,上书阙下,往往自报家门。李白有《上韩荆州书》,杜甫有《三大礼赋》,高适有《古乐府飞龙曲留上陈左相(陈希烈)》与《留上李右相(李林甫)》二诗。李白文中说:“日试万言、倚马可待,今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,不使白扬眉吐气,激昂青云耶?”杜甫说:“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《六经》,至沉郁顿挫,随时敏给,扬雄、枚皋,可企及也。有臣如此,陛下其忍弃之?”他们言语之大,情意之急切,已到了直接伸手要官做的地步。这在后世是不多见的,但在唐代却很一般。从这点来看高适当时的工于心计,就不难理解了。
  但是心计归心计,嘴上说归隐,外人看不出,而在高适自己心中却不能不焦急。而且,随着岁月蹉跎,他越来越急,简直称得上是心急如焚了。古往今来赌输了,徒具英雄气概而老死于妻儿之侧的人,不计其数,高适很有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
  然而,高适赢了。他这一出人博徒,果然才名便远。贾谊说:“吾闻古之圣人,不居朝廷,必在卜医之中。”后世的英雄豪杰,又何尝不是如此?高渐离、朱亥隐于市屠,侯生、张耳抱关守门,后来都名扬天下,令有志之士击节扼腕。天宝八载,宋州刺史张九皋荐举高适应制举有道科,高适终于诗名半天下,黄绶翻在身,一举跃登龙门。不过到天宝那个时候,制科已经很平常了,实际上仍是常科。高适也只当上一名县尉,一县之中,居于县令、县丞、主簿三人之下,所以三年后他就辞官了。直到天宝十二载,高适才盼到了他一生进退的第二次契机,就是由田梁丘推荐,到边塞武威(今甘肃武威),在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中任掌书记。美中不足的是,这时高适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,整整五十岁了。为这人生的一大博,高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
  历史上,年过五十得以出头的有两个人,一个是赵人荀卿,年五十始游学于齐,后独霸稷下,三任祭酒,最为老师;一个是西汉的主父偃,一岁四迁,别人担心他太盛,他就说了那句名言:“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,身不得遂,亲不以为子,昆弟不收,宾客弃我,我厄日久矣!且大夫生不五鼎食,死即五鼎烹耳。吾日暮途远,故倒行暴施之。”到武威后不久,安史之乱爆发,正应了高适自己一句话:“时平位下,世乱节高。”天下昏乱,忠臣乃见,高适以天下安危为己任,以功名自许,一年之中,连迁左拾遗、监察御史、侍御史、谏议大夫、御史大夫数职,转眼之间,就做到了淮南节度使。有唐以来,诗人显达至节度使者,唯高适一人而已。
  历代诗人之中,数唐朝诗人的成就最大,但他们的身世地位也最为卑下。王昌龄、王之涣、李颀、常建,做官都是做到县尉即止。论其诗则光焰万丈,论其官则不过八品九品,在当时极其微不足道的。无怪乎唐代殷璠在《河岳英灵集》中要感叹“才高无贵仕”了。其中的原因有两个,一个是当时承平日久,员位已满,官吏滞壅;再一个就是士人自己这方面有缺陷。唐前期的士人,虽然也参加科举考试,但仅把它看做是一种形式,一种智力标志。考的虽是诗赋,选出来的却都是深明吏治的人物,这些人出将入相,具有很高政治才能。到后来就不同了,世风浮华不实,口上说有青云之志,实际上缺乏才干,眼高手低。即以李白、杜甫二人而论,其诗歌上的成就固然举世瞩目,但论其政治才能,像李白的终日沉饮傲放,引足令大臣脱靴,实乖大体,自然要遭斥退;杜甫性情褊躁傲诞,清狂龌龊无器度,自以为纯儒,而妻子不保,儿女至饿死,正应了司马迁那句话:“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,好语仁义,亦足羞也。”
  南宋葛立方《韵语阳秋》即从此一方面批评高适说:“意在退处者,虽饥寒而不辞;意在进为者,虽沓贪而不顾,皆一曲之士也。高适尝云:‘吾谋适可用,天路岂寥廓,不然买山田,一身与耕凿。’可仕则仕,可止则止,何常之有哉?适有《赠别李少府》诗云:‘余亦惬所从,渔樵十二年,种瓜漆园里,凿井卢门边。’《赠韦参军》云:‘布衣不得干明主,东过梁宋无寸土,兔苑为农岁不登,雁池垂钓心长苦’。其生理可谓窄矣。及宋州刺史张九皋奇其人,举有道科中第,调封丘尉,曰:‘此时也得辞渔樵,青袍裹身荷圣朝,牛犁钓竿不复见,县人邑吏来相邀。则是不堪渔樵之艰窘,而喜末官之微禄也。一不得志,则舍之而去,何邪?《封丘诗》云:‘我本渔樵孟潴野,一生自是悠悠者,乍可狂歌草泽中,宁堪作吏风尘下?’其末句云:‘乃知梅福徒为尔,转忆陶潜归去来’。则不堪作吏之卑辱,而复思孟潴之渔樵也。韩退之云:‘居闲食不足,从仕力难任。’其此之谓乎!”那意思就是说,既然要退隐就不要再有怀怨,既然要求功名就不能耐不住烦嚣,为什么没能做官便牢骚满腹?既已做了县尉,为什么开始那么高兴,后来又轻易舍弃?引韩愈的诗说,像高适这种人,隐居要挨饿,因为不愿躬耕务农;做官又拿不起来,因为缺乏才干,结果就是怎么都不行,怎么都要有怨言。孔子曾说: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,近之则不逊,远之则怨”,这样一联系起来,葛立方的批评实在是非常苛刻。
  不过,葛立方这样批评高适,也不太属实。高适其实是一个十分切于实际,不务虚名,精明能干,不肯妄自菲薄的人。他借助安史之乱的契机,“义而知变”,扶摇直上,就说明了这一点。叔孙通说鲁诸生是“鄙儒,不知时变”。“变”这一个字,不是轻易能做到的。所以明代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又评价说:“高适,诗人之达者也,其人故不同。甫善房琯,适议独与琯左。白误受永王璘辟,适独察璘反萌,豫为备。二子穷而适达,又何疑也。”为什么高适做到了节度使,而李白、杜甫未能?这个评价是有道理的。
  岑参(公元715-769)的郡望是南阳棘阳县,自南朝梁时迁居荆州江陵,即今湖北江陵。岑参的曾祖岑文本是唐太宗时的名相,伯祖岑长倩为武则天时宰相,从伯父岑羲为唐中宗、睿宗时宰相。后因岑长倩、岑羲得罪被杀,家道中衰。岑参的父亲岑植,官终仙、晋二州刺史。岑参自己在京畿雩县(今陕西户县)终南山下的高冠谷,有一所别业,但境况不佳。岑参虽也有功名之心,曾献书长安,但他的性情,却是近于道家清逸的一类。他曾一度在嵩山和终南山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,山水诗写得极好。后来高中进士,不久被征调到唐朝最远的边塞安西(今新疆库车)和北庭(今新疆吉木萨尔),真正是投笔从戎。
  岑参一生中五次入戎幕,两次出塞,仅此而言,唐以来的诗人再也找不出第二个。“往来鞍马烽尘间十余载,极征行离别之情,城障塞堡,无不经行。”这对于清逸俊秀的岑参来说,实在是难为他了。
  唐代的边塞诗人可以分为几类。一类是未曾到过边塞而写边塞题材的,如李昂、崔国辅。一类是曾经游历过边塞的,如崔颢。再一类就是曾在边塞居住和任职的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高适和岑参都称得上是真正的边塞诗人,两人年轻时都曾游历过河朔的燕赵,壮年时又双双到边塞从军。
  就唐代的边塞诗来说,高、岑齐名,风格也相近。南宋严羽《沧浪诗话》说:“高岑之诗悲壮,读之使人感慨。”但高适诗,悲壮之中透着雄浑;岑参的诗,悲壮之中带着峭拔。高诗“尚质主理”,岑诗“尚巧主景”。岑参去边塞,多少有些被动不得已的因素,到边塞后,才开始写边塞题材的作品,诗篇越来越多;高适去边塞是积极主动的,他写边塞诗,始于早年的河朔之游,到他任封丘县尉以及河西陇右节度幕府掌书记时,诗作慢慢减少了,而到他任淮南节度使后,诗作就几乎没有了。史称高适年五十始为诗,其实恰好相反。因为高适写诗,是想借此沽名钓誉,到他五十岁入幕以后,诗的作用已经不大了。相比之下,岑参的诗中融进了更多的心血和真情。
  高适的诗颇有古风,句中有许多的人生感慨,表面看来似乎更具有可读性。而岑参的诗则更多地包蕴了六朝以来近体诗的成就,想象丰富,格律多变,具有更多的创造性和诗学诗艺的特色。高适近之于儒,岑参近之于道。高适注重人生实践,岑参则在诗歌艺术史上占据极高的地位。他们二人,既有阅历和诗风上的相同之处,又存在着性情和具体诗歌特色上的差异。就其差异而言,二者又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  高岑二人,高适享年六十二岁,岑参享年五十五岁。高适长岑参十一岁,而比他早四年辞世,二人基本上是同时之人。
  高适游历河朔的蓟门、卢龙,是在开元十九年他二十八岁的时候。岑参游历河朔的冀州、定州,则稍迟至开元二十七年,当时他二十五岁。开元二十七年,岑参游河朔归来作为开始。稍后至开元二十九年,高适则有好友李颀的辞官及走访。天宝三载,岑参进士及第,任右内率府参军,同年,高适有与李白、杜甫的梁宋之游。天宝八载,岑参赴安西边塞,同年高适应制举中第任封丘县尉。岑参于天宝十载返回长安,次年,高适辞官。到天宝十一载秋,二人一同参加了长安慈恩寺的诗会。之后,天宝十二、十三载,高岑分别奔赴河西的威武和关外的北庭。唐肃宗至德元年、二年,长安收复,玄宗退位,高适升至淮南节度使,岑参也从北庭回到长安任右补阙。大乱之后,两人的生活又有了新的开始,但盛唐时期边塞诗的创作已告一段落。
  高适与岑参相互认识,但是来往不多。天宝十一年秋,八位诗人汇聚长安,同赋慈恩寺浮图诗,岑参所赋的一首就是《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》。他们二人还有一些共同的朋友,如王昌龄、杜甫等人。王昌龄与高适的交往,有著名的旗亭画壁的故事流传;与岑参的交往,有王作《留别岑参兄弟》、岑作《送王大昌龄赴江宁》诗并存。杜甫与高适早年在汶上既已相识,其后于梁宋再次相聚,晚年又相逢于蜀中;与岑参也早在天宝八载岑参出塞前已相识,有《九日寄岑参》诗为证。杜甫晚年还有《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、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》一诗,同时写给高岑二人。高适受前辈诗人李颀的影响比较大,岑参受王昌龄的影响也比较大,李颀与王昌龄二人复有来往。
  由高适、岑参二人的交往,可以引出当时的许多著名诗人,透视出一个诗人群落。其中,李颀、王昌龄、王之涣、崔颢在开元年间就已成名,都写边塞诗,是盛唐边塞诗人的前辈。常建、薛据、孟云卿均有为人骨鲠、词气伤怨的特点。储光羲、綦毋潜属于恬淡清远的一派。李白的风格迥异于众人,杜甫则在众人中成名最晚,作品大都写于安史之乱以后。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“流落不偶”。李颀“惜其伟材,只到黄绶”。王昌龄“两窜遐荒,使知音者喟然长叹”。常建“沦于一尉”,“仕颇不如意,遂放浪琴酒”。薛据“尝自伤不得早达”,“晚岁置别业终南山下”。孟云卿“天宝间不第,气颇难平”,“栖栖南北,若无所遇,何生之不辰”。李白、杜甫虽有忠孝之心,济世之志,但他们的人生际遇,简直可以用终生未得归宿来概括。所以《唐才子传》评其二人:“能言者未必能行,能行者未必能言。观李杜二公,语语王霸,惜乎奇才并屈,徒列空言”。现在读李白至德二年在浔阳狱中写给高适的《送张秀才谒高中丞》诗,其中说“高公镇淮海”、“临歧竟何云”,分明有向高适求助之意。杜甫居蜀落魄,也曾依靠高适,所作《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》诗中有“何时救急难”之句。此等情形,与三人早年同游梁宋,裘马轻狂,慷慨赋诗,简直难以并提。李杜晚年之困顿,于此可窥见一斑。
 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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