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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诗人杜甫死葬何地?
 
原载《株洲师专学报》2003年第3期)文/史铁良
  

  我国历史上,名人墓冢不少疑案,除了有意布疑冢者如曹操、诸葛亮、成吉思汗等之外,有的因为生前落寞,死后萧条,以致后来葬身之地也真伪难辨。现在全国杜甫墓有四处。这四座墓的情况,山东大学《杜甫全集》校注组的《访古学诗万里行》作了简要介绍。一在河南偃师,元稹《杜工部墓系铭》说杜甫“旅殡岳阳”,“子美之孙嗣业,启子美之柩,襄事于偃师”。一在河南巩县,传说由偃师迁来。一在湖南耒阳,这是广为流传的说法。一在湖南平江,为后起之说。前二处为迁葬地,我们置而不论。对后二处,主要讨论它们的真伪问题。

  耒阳说──

  唐人即谓杜甫在耒阳时,因牛炙白酒胀饫而死。最早记载此事的是唐·郑处诲的《明皇杂录·补遗》,它成书于大中9年(855),距杜之死已80多年。该书系记录当时的一些传闻。此前,杜甫死于耒阳的传闻早已流行,我们从唐人诗中可见一斑。现存唐诗最早咏及此事的是戎昱的《耒阳夜行》。他在题下自注:“为伤杜甫作”。戎昱与杜甫同时而略后,其侄孙为其集作序说:“(昱)弱冠谒杜甫于渚宫。”渚宫,指江陵。戎又有诗赠岑参,其赠岑郎中》说:“童年未解读书时,诵得郎中数首诗。”可知戎昱当属杜、岑晚辈。我们从戎昱伤杜甫诗推测,耒阳说在杜甫死后不久即已传开。以后,崔珏的《道林寺》、皮日休的《陆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……亦迭和之微旨也》、郑谷的《送田光》、罗隐的《经杜工部墓》及《湖南春日怀古》、曹松的《哭陈陶处士》、裴说《经杜工部坟》等,虽然其中有的作于《明皇杂录》之后,但都咏及杜甫死葬耒阳事。正因为杜甫死后便有这种传闻,以记录传闻为主的《明皇杂录》才得“录”以为文。

  传闻之起当是由于杜甫于大历五年(770)夏在耒阳所作《聂耒阳以仆阻水,书致酒肉,疗饥荒江。诗得代怀,兴尽本韵,至县呈聂令。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,舟行一日,时属江涨,泊于方田》(以下简称《呈聂令》)一诗,之所以这么说,是因为《明皇杂录》透出了个中消息。该书在记完杜甫因牛炙白酒,一夕而卒后,紧接着说:“集中犹有《赠聂耒阳》诗也。”可见郑处诲正是以《呈聂令》一诗作为耒阳说的佐证的,也说明了传闻的起因。清代四库馆臣评《明皇杂录》说:“处诲是书,亦不尽实录,然小说家所记,真伪相参,自古已然,不独处诲。在博考而慎取之。”但两《唐书》的作者在这一问题上却未能“博考而慎取”,竟取书中所录不实之词作杜甫传。由于正史的推波助澜,宋人赞同耒阳说者比唐人更多,如著名诗人苏舜钦的《题杜子美别集后》,只对《旧唐书》本传所说旅于耒阳,永泰二年,啖牛肉白酒,一夕而卒的时间提出异议。徐介《耒阳杜工部祠堂》将杜甫与屈原并咏,此诗受到欧阳修称赞,阮阅《郴州百咏》称:“衡州耒阳有杜甫祠,过客题诗多矣,欧阳文忠公独称徐介之诗。”苏轼《次韵张安道读杜诗》及米芾《读杜甫集》都写到杜甫“醉饱死”,既是“醉饱死”,其地当然是指耒阳。陆游《入蜀记》卷四感叹杜甫“卒于耒水,可恨也”。永嘉四灵的徐照《杜甫坟》、江湖派戴复古《杜甫祠》所咏也是耒阳的杜墓和杜祠。宋时注杜者如赵次公《杜诗先后解》己帙卷八认为杜甫于大历五年四月“至耒阳而卒”。又注《呈聂令》采《明皇杂录》,称“此诗盖公之绝笔矣”。宋以后赞同耒阳说的仍然不少,可参看仇兆鳌《杜诗详注·附编》“诸家论杜”。

  耒阳说的基础主要在《呈聂令》一诗,因为诗题以及诗中“耒阳驰尺素,见访荒江渺”,“知我碍湍涛,半旬获浩”,“礼过宰肥羊,愁当致清”等语,古时传媒落后,经口耳辗转相传,于是三人成虎,由“耒阳、”“疗饥、”“酒肉”、“肥羊”、“清”等生出牛肉白酒,一夕卒于耒阳的流言。古今不少研究家已经指出传言之妄,《呈聂令》并非杜甫绝笔,此诗以后仍有诗作,如夏末的《回》,入秋的《登舟将适汉阳》,秋末的《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》,入冬的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》等,后一首被古今不少研究家视作杜甫绝笔。既然《呈聂令》一诗无论从创作时间,还是标题、内容都不能证明杜甫饫死耒阳,那么,建立在此诗基础上的耒阳说便是空中楼阁。至于说杜甫“卒于衡、岳之间,藁葬耒阳”,也属不实。杜甫在耒阳并无亲故,否则,在耒阳阻水半旬,为什么仅有一非亲非故的聂令馈赠酒食呢?聂令可能只是杜诗的一个忠实读者而已。以杜甫生前的穷苦困顿,其丧事必得靠亲友的赙赠,杜甫遗骸不可能由外地专程运到耒阳安葬。刘斧《摭遗》说杜甫醉酒为惊湍飘浮其尸,玄宗思之,诏天下求之,聂令积土为空坟以塞责。此说虚妄,已为古今学人所否定。但其中一点仍值得注意,即“耒阳有子美坟,时人谓聂令空堆土也”,并引一耒阳宰的诗:“诗名天宝大,骨葬耒阳空。”既是空坟,就只能说明杜甫并未死葬耒阳。可能是宋人伪托韩愈的《题杜工部坟》也说:“一堆空土烟荒里,虚使诗人悲叹起”,“坟空饫死已传闻”。更早的唐末释贯休《读杜工部集二首》之二尾联说:“不知耒阳令,何以葬先生?”这显然是质疑的口吻,意谓不知耒阳县令,凭什么埋葬杜甫。杜甫不死于耒阳,而耒阳却有杜墓,贯休才有此质疑,可以推定贯休早已认为那是一座空坟。

  杜甫既然不是死葬耒阳,那么,为什么唐以来会有那么多人在耒阳凭吊杜甫?宋·王观国《学林》卷五就以此作为杜甫死葬耒阳的证据之一,他说“观国曾考究少陵遗迹,及襄汉、岳阳,皆无子美墓,惟耒阳县有子美墓,前贤多留题,则子美当卒于耒阳也。”所谓“前贤多留题”,这有多方面的原因,一部人是相信耒阳说的,造坟以作纪念,这可理解。也有借名人以自重的因素,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名人效应。但更多的是借以抒怀,而不问真假,或明知其假而将错就错地发抒感慨。这种误地题咏的现象并不止耒阳一地。如湖北黄冈的赤鼻矶并非三国周郎赤壁,但杜牧不妨在那里写出《赤壁》诗,苏轼又在那里写出赤壁赋、赤壁词,借赤壁大战抒怀而已。这一问题还可以李白为参照。李之病逝于当涂,已见唐人李华、刘全白、范传正、裴敬等人的墓、碑记。李先葬龙山,后迁六里外的青山,事实清楚,当无疑问。但也流传着他在采石江边酒醉入水捉月而亡,葬于采石的故事。这与杜甫的有关传言一样,中唐即有出现。白居易《李白墓》说“采石江边李白坟”,以后历代都有不少人在采石凭吊李白,以致一位无名诗人在那里书一绝句:“采石江边一土,李白诗名耀千古。来的去的写两行,鲁班门前掉大斧。”此事见明·杨循吉《蓬轩别记》。高作为一位学者,在《唐诗品汇》李白小传中说:“族人阳冰为当涂令,白过之,以病卒。”所据为史实。而他作为一位诗人,其《李白问月图》诗说:“明月樽前且醉歌,若为把酒戏嫦娥。至今采石波如海,如此清光奈乐何。”所据为传言。这种矛盾现象颇能说明问题,诗人题咏有时是不管真假的。此事与杜甫牛肉白酒饫死于耒阳的传言极为相似,其影响更大,有人煞有介事地在采石建捉月亭,李白甚至得了李骑鲸的外号,元人王伯良还把此事写入杂剧《李太白流夜郎》中。但凡此种种,史铁良:杜甫都不能说明传言可靠。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卷三中指出:“世俗多言李太白在当涂采石,因醉泛舟于江,见月影俯而取之,遂溺死”,“俗传良不足信,盖与谓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。”曾敏行《独醒杂志》卷三也说:“李太白世传乘醉捉月溺死于水,今白墓在采石,又在州东青山,一所而有二墓,耒阳少陵墓殆此类耳。”由此看来,题咏者多,并不能证明杜甫就死葬耒阳。

  平江说(岳阳说)──

  明代以前,与耒阳说不同的是岳阳说,还有潭岳之间说(或衡岳之间说)。最早提出不同于耒阳说的是中唐的元稹,他在《元氏长庆集》卷五十六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》中说:“(杜甫)扁舟下荆楚间,竟以寓卒,旋殡岳阳。”“旋”,一本作“旅”,二字形近,皆可通。既是寓卒,就不是舟居,而是舍船登岸,寓居陆地,其地也当在岳阳。元稹提出的岳阳说应真实可信,因作墓志铭应由亲属提供墓主的家世、生平履历,包括出生地、死葬地等。元稹作杜甫墓志,资料必定来源于杜甫之孙杜嗣业。先人死葬是家族中的大事,不仅关系亲情,又事涉礼法,且年代并非久远,嗣业不可能弄错其祖父的葬地。自元稹提出岳阳说后,宋代吕大防《杜工部年谱》、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便采用此说。曾敏行《独醒杂志》卷三、赵令畴《候鲭录》卷六谈到杜甫死的问题时,也认为应以元《志》“为正”。

  元稹所说岳阳,当非今日之岳阳,我们有必要先弄清岳阳的沿革。查《汉书》至《旧唐书》的地理志、唐·杜佑《通典》、唐·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、宋·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、宋·欧阳忞《舆地广记》、宋·王应麟《通鉴地理通释》,直至清·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,谈到这一地理问题时,用的地名是巴陵郡、巴州、岳州(府)、罗州、玉州、建昌郡等,其治称巴陵、巴丘,三国吴时曾在那里建大屯戍,直至赵宋宣和初才在那里建岳阳军。康熙二十四年刻本《岳州府志》卷一论岳州沿革说:“晋太康初,析长沙下隽地置巴陵县,寻改为建昌郡,后复省入长沙。宋元嘉间,省建昌,即以巴陵为郡,兼置湘州。齐永明三季,封萧子伦为巴陵王,改郡为国。梁初为巴陵郡,兼置巴州,后析置罗州,寻罢。隋开皇中,置郡,更巴州曰岳州。大业初,更为罗州,寻置玉州,后复更为巴陵县。唐初更置巴州。武德四季,萧铣更置巴陵郡,六季,又更为岳州,属江南西道。天宝初,复郡名。乾元初,仍为州。”可见在古代地理著述中,宋以前的岳州不叫岳阳(唐诗中有这种称法)。之所以名岳州,《府志》卷四解释说:“群称岳,以在天岳之西也。”天岳山周回500里,是湖南、湖北、江西三省的界山,道书第三十五洞天即此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卷二十八上有“岳阳”之目,其文说:“既修太原,至于岳阳。”师古注:“太原即今之晋阳是也。岳阳在太原西南。”山西古时还有一岳阳县,都与湖南岳阳无关。而湖南古时又确有岳阳,其地与湘阴县有关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下》:“湘阴,汉罗县,属长沙国。宋置湘阴县。”这是湘阴建县之始。《舆地广记》卷二十六:“湘阴县,本罗县地。宋元徽二年,分置湘阴县,属湘东郡,齐因之。梁置罗州及岳阳郡。陈废州。隋平陈,郡废,省湘阴入岳阳县,置玉州,寻改岳阳为湘阴县。开皇十一年,州废,属岳州。唐因之。……故罗县、罗国,本在襄州宜城之西,楚文王徙罗子居此。秦为罗县,属长沙郡。二汉、晋、宋、齐因之。梁、陈置岳阳郡、隋平陈,属岳州。唐武德八年,省入湘阴,故城在今县东北。”据此,梁、陈、隋初的岳阳郡(县)就是湘阴县地,其地包括今湘阴县、汩罗市及平江县。之所以称岳阳,是因为它在天岳山的南面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七十七谈平江县的沿革说:“本春秋罗国地。秦为罗县。汉因之,属长沙国。后汉属长沙郡。建安十五年,孙吴析置汉昌县,并置汉昌郡,以鲁肃领汉昌太守。郡寻废,改县曰吴昌。晋属长沙郡。宋、齐因之。梁属岳阳郡。隋属岳州。开皇九年,省入罗县,唐又省罗县入湘阴。神龙三年复分置昌江县,仍属岳州。五代唐讳昌,马氏因改曰平江。”由此可知平江建县始于汉末,隋时省入罗县。唐初又省罗县入湘阴,此事发生在武德八年(625),直至神龙三年(707)又从湘阴东部析置昌江,其间达82年之久。而湘阴在梁、陈、隋称岳阳也有数十年。元稹作杜甫墓志,不用当时地名,而沿用古称,这种情况在古时并不少见,就在同一文中,有嗣业“次于荆”的话,荆指荆州,而荆州早在上元元年(674)已改称江陵府,元稹仍用古称。所以他所说“岳阳”应是指古湘阴,而平江又曾是古湘阴的一部分,那么,元稹提出的岳阳说也就可以理解为平江说。直接提出平江说的是明、清时的杜氏族谱──《平江县志》和《湖南通志》,不过影响不大。

  能进一步证明平江说的实证之一是平江县小田村的杜墓。此墓在“文革”中被红卫兵挖开左耳室,中有石制油灯两盏,霉烂古书手稿,糯米粥糊的柳条它多个,剖开后,内藏纸片。可惜处于动乱的年代,这些东西已不知下落。但仅从这些也可看出墓主是一位文人。隋唐时以书籍、手迹之类随葬是一种新现象,此前如南齐张融遗嘱令左手执《孝经》、《老子》,右手执小品《法华经》入殓,是个别现象。又经湖南省博物馆及岳阳考古队的考察,确定此墓为唐代墓葬。这就说明墓主是一位唐代文人,加以其他材料印证,墓主为杜甫无疑。

  实证之二是杜墓附近有杜氏后裔繁衍,其聚居地杜家洞也由此得名。平江本无杜姓,有,自杜甫葬此始。唐代以法令形式推行丧葬制度,父死,其子必须守制,时间为27个月(不含闰月),三年内不远行。杜甫死后,子宗武遵制,寓居平江,这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其时正值国家动乱,而平江属偏僻山区,相对平静,又有水路通外地,所以有的中原士大夫把它当作避乱之地而迁居于此。这是杜甫后代长期定居平江的社会原因。在经济方面,他们也无财力举家迁回北方。

  实证之三是平江县杜氏族谱、福建汀州府杜氏家谱和平江县志。谱中叙述平江杜氏由来、发展、迁移等脉络清晰。嘉庆《平江县志》卷二十一“古迹考”全文记载了“唐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,授杜甫左拾遗敕”和“宋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授杜甫裔孙杜邦杰承接郎敕”,亲见此二敕的明代人还写了跋文,详细介绍了敕文的纸张、大小、厚度、字迹、御宝等等;钱谦益在《钱注杜诗》中也作了相似的说明,有关详情可参看《湖南师院学报》1983年第2期毛炳汉先生文《杜甫卒地在平江》。这两通敕文是平江杜氏的传家宝,弥足珍贵,尤其是至德二载敕文,是小田杜姓为杜甫后人的铁证,又反过来证明杜甫确系死葬平江。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敕文是伪造的,丘良任先生的《杜甫研究论稿·再论杜甫之死》对此作了辨析。

  杜甫晚年的飘泊生活多靠亲友接济,这方面的诗歌相当多。他之所以在病危之际到平江,也当是投亲靠友,求医问药,但现存杜诗中难以找到在平江的诗作,这或许是因为病势沉重,已无力写作,不久便辞世;或许有,却已失传,也许在其集中而已分辨不出。他在平江有何亲友,也无明文记载。丘良任先生的《再论杜甫之死》说:“公大历四年入潭州,是由白马潭裴隐宅出发的,裴隐在昌江也有草堂,贾至有《裴九侍御昌江草堂弹琴》诗可知。”这是一条说明杜甫在平江有友人的可靠资料。我们从杜甫墓的形制看,其葬决非草草,该墓是单室两耳的砖墓,凭杜家当时的经济状况,是不能造出这种十分正规的坟茔的,宗武必然得到当地官绅的资助,其中应有杜甫的亲友,或也有如耒阳聂令式的人物。

  还有人从杜诗考证,提出杜甫死于潭、岳之间。宋·王得臣《麈史》卷中在批评耒阳说之后,认为“要其卒,当在潭、岳之间”。郑《杜工部诗序》、鲁所作少陵年谱、明·王嗣《杜臆》等也主此说。所谓潭、岳之间,范围史铁良:杜甫虽广,却也反映了事实,其时杜甫自潭州去岳州,不久即病逝。虽然元稹说了“旅殡岳阳”,但今岳阳并没有杜墓,人们也没有去探究岳阳的地理沿革,而平江杜墓又不为人知,所以才出现这一比较模糊而严肃的提法。此说与平江说不仅不矛盾,而且完全一致,因为平江正处于潭、岳之间。首先缩小潭、岳之间范围的是刘大杰先生,1953年4月13日《解放日报》刊有刘先生的《杜甫的道路》一文,该文说:“他(指杜甫──引者)的死所,可能离屈原沉江之地不远。”屈原自沉汩罗江,而杜甫也是沿汩罗江到达平江的,其墓所在地小田村离汩罗江仅十里。这是最接近平江说的提法。

  杜甫灵柩是否已从平江迁出?这也是一个问题。从元稹墓志看,答案似是肯定的,他说:“适子美之子子嗣业,启子美之柩,襄事于偃师,次于荆,雅知予爱言其大父为文,拜予为志。”这分明是说嗣业已掘开杜墓,运出其灵柩,在江陵停留求志。又说:“嗣子曰宗武,病不克葬,殁,命其子嗣业。嗣业贫无以给丧,收拾乞丐,焦劳昼夜,去子美殁后余四十年,然后卒先人之志,亦足为难矣。”从这段话看,已完成归葬偃师之事了。尤其是最后的铭文:“维元和之癸巳,粤某月某日之佳辰,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阳之山前。呜呼!千岁而下,曰:此文,先生之古坟。”不仅杜甫柩已迁至首阳山,连墓铭都已埋下。这显然有违事实,嗣业求墓志、元稹作墓志都在江陵,离偃师还相当遥远。因为墓志铭要埋入圹中,所以文中谈及葬事一般用已然语气,即使一些事尚在计划之中。元《志》所说嗣业到江陵求《志》,是可以肯定的,至于说启子美之柩到江陵,则值得怀疑。嗣业扶北归,如陆行,则翻山越岭,涉水过河,极为不便。一般说来,当走水路,由平江沿汩罗江可达洞庭湖,然后自岳阳城陵矶顺长江东下至京口(今镇江),过邗沟(运河)入淮,经通济渠(运河)可到达偃师。从交通运输来说,这是一条极为便利的北归路线。而江陵在岳阳之西,与北归方向相反,岳阳至江陵水路有600余里,且是逆水而上,嗣业为什么要带着灵柩往还1000余里去江陵求《志》,“何许子之不惮烦”?他完全可以只身前往,然后再回平江迁坟,这才更合乎情理。所以从墓志来断定坟已迁走尚有疑问。这是疑点之一。其二,清代光绪年间曾整修杜墓,据清光绪丙申《杜氏族谱》“杜文贞公原墓”记载:“原墓癸山丁向,花砖结顶。墓下砖砌圆首门三,砖所封。塞处嵌红石碑,字皆剥落无迹。择吉换碑之时,门面封塞之砖中有拆裂而隙者,窥其内如堂室然。再进,有砖作花窗,内深邃不可见。……惟墓顶花砖形类扇叶,侧面有阳文转草花式砖,因岁久不全。似此古砖古迹,未便移易,今仍之。”从这一记载看,杜墓未曾掘开,它基本保持了原貌。若灵柩迁出,则墓已毁,不可能如此完整。其三,上文已提到,红卫兵掘开杜墓左耳室,里面有随葬物,如果迁坟,那么随葬品也当一同迁走,既然这些物品仍在墓中,就说明嗣业“襄事于偃师”的计划未能实施。其四,杜甫对祭拜先茔是极为重视的,他的《熟食日示宗文宗武》、《又示两儿》为寒食节不能省墓而深感悲痛,其时他流寓西南,诗中既告诫二子记住祖茔,又含自己百年之后,当寒食清明,希望儿子勿忘祭扫之意。如果为杜甫迁坟而后人不随迁偃师,那么寒食清明谁为杜甫祭墓?杜甫岂不如同若敖氏之馁鬼?这有违孝道,不合礼法。在封建社会,祭墓不是一件小事,为此,皇帝还亲自下诏,《唐会要》卷二十三“寒食拜扫”条说:“开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敕:‘寒食上墓,礼经无文,近世相传,浸以成俗。士庶有不合庙享,何以用展孝思?宜许上墓,用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奠祭。撤馔讫,泣辞,食余于他所,不得作乐。仍编入礼典,永为常式。”据《杜氏族谱》“杜氏源流”,嗣业在平江“祭守其墓”,其后人有迁湖南其他地方的,有迁江西、福建、四川、湖北的,唯独没有迁河南偃师的。所以从封建礼法看,迁葬偃师一说也令人生疑。未能迁葬的原因,不是经济方面的,而是社会方面的,《杜氏族谱》说是“因干戈扰攘未果”。“干戈扰攘”确是当时的现实,安史乱后,藩镇割据,或与中央政府交战,或相互攻伐,或内部残杀,河北、河南成了主要战场。先是河北三镇叛乱,并波及河南,漕运曾为之中断。就在元稹作杜甫墓志的第二年(元和九年),淮西镇节度使吴少阳死,其子吴元济自立,与朝廷兵戎相见,威胁洛阳及江淮。不少藩镇有如占山为王的山大王,如吴少阳在世时,虽然没有公然举起反叛的旗帜,可是“时时掠夺寿州茶山,劫商贾,招四方亡命,以实其军”,其行为简直如同土匪。在这种动乱的社会中,变数太多,从平江迁坟至偃师,迢迢数千里,谈何容易。所以嗣业的迁葬计划未能实施是极有可能的。

  千余年来,杜甫的死葬之地未有定论,但从历史资料、地理沿革以及实物等方面考察,杜氏之死葬平江当真实可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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