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代诗学性情论

作者 查洪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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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五、从“情性之真”到“性情之正”：吴澄、虞集一系的性情论

　　吴澄、虞集师徒在元代学术史和诗文史上都占据着特殊地位，吴澄是有元一代儒宗，也是诗文名家，他的弟子虞集则是有元一代文宗，又是理学草庐学派的传人。但由于两人生活的时代不同，他们的诗学性情论也就不同。从他们师徒二人的诗学性情论的承变，可以认识元代诗学变化的某些脉络。

　　吴澄是理学宗师，但他的学术具有浓重的心学色彩，心学宗师陆九渊“收拾精神，自作主宰” ①，独立不倚的人格精神，在他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想中都有充分体现。他的个性、气质也深受南宋以来江西士风的影响(关于江西士风，详见第三章第二节关于江西学术精神的有关论述)。所以他虽为理学宗师而论诗却尚“真”。他论诗之情性说：

　　诗以道情性之真。十五国风，有田夫闺妇之辞，而后世文士不能及者，何也？发乎自然而非造作也。汉魏逮今，诗凡几变，其间宏才硕学之士，纵横放肆，千汇万状，字以炼而精，句以琢而巧。用事取其切，模拟取其似，功力极矣，而识者乃或舍旃而尚陶、韦，则亦以其不炼字、不琢句、不用事而情性之真近于古也。今之诗人，随其能而有所尚，各是其是，孰有能知真是之归者哉！宜黄谭德生晋明，天才飘逸，绰有晋人风致。其为诗也，无所造作，无所模拟，一皆本乎情之真，潇洒不尘，略无拘挛局束之态②。

　　他认为，情性之真就是“自然而然”：“夫诗以道情性之真，自然而然之为贵。……《黍离》之诗曰：‘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。’此情之至也，亦诗之至也。③”论诗主真、尚自然而然，主张表现诗人之真情，且推崇“晋人风致”，从此可以看出元代理学家与宋代理学宗师文学观之不同。

　　但是，他之所谓“情性之真”并不完全等同于个体自然之真感情，也不等同于个性之天真，而是诗人情趣、情志自然真实的发露。从表层看，他之所论与刘将孙、赵文、杨维桢有许多共同处，如都反对雕琢，都反对模拟，都赞赏超尘脱俗的高致，都主张诗应表达真实的感情等，但两者却存在根本的差异。我们先从吴澄对诗歌历史发展的评价中来认识其差别。他说：古之诗皆有为而作，训戒存焉，非徒修饰其辞、铿锵其声而已，是以可兴、可观、可群、可怨。汉魏犹颇近古，齐梁以后靡矣，流连光景，摹写物象，敝精竭神，而情性之所发，意义之所托，蔑如也。唐宋诗人如山如海，其追蹑风雅，固已卓然名家。然有之无所益无之无所损者，亦总总而是④。

　　一般诗论家认为最富情性的六朝诗和唐诗，他却以为缺乏情性，原因是六朝诗“流连光景，摹写物象”，唐诗则社会功利价值不高，没有“训诫”和“兴”、“观”、“群”、“怨”的政教作用。这就看出了吴澄诗学性情论与刘将孙等人诗学性情论的本质区别：刘将孙等人之所谓“性情”是个体的，吴澄之所谓“性情”则是社会的；刘将孙等人之所谓“吟咏情性”是审美的，而吴澄之所谓“吟咏情性”则是伦理政教的。进一步，我们再从理论的层面上来认识二者的差别。在性与情两者的关系上，吴澄主张约情以归性，他说：

　　约爱恶哀乐喜怒忧惧悲欲十者之情而归之于礼义智仁四端之性，所以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也……礼也、义也、智也、仁也，皆治情之具也⑤。

　　尽管古代儒家各派的性情论有很多矛盾，但多数论者都认为性是善的、纯的、正的，而情则有善与不善，正与不正，是不纯的，所以吴澄要以性约(制约、约束)情，所谓“性其情”就是使情归之于天性之正，所谓“情其性”即人性受情感的扰乱而失其正。约情归性，“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”，这便是吴澄关于人之性情的主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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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【注】
　　①《象山语录》卷四。
　　②《吴文正集》卷十七《谭晋明诗序》。
　　③《吴文正集》卷二十三《陈景和诗序》。
　　④《吴文正集》卷二十二《刘复翁诗序》。
　　⑤《吴文正集》卷十《邬畇兄弟字说》。
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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