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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代诗学性情论

作者 查洪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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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六、“天理民彝”:道学家之诗学性情论

  诗以道“天理民彝”,这完全是一种非诗的诗学性情论,是南宋理学走向重道轻艺之极端时诗歌理论的残留,但在普遍要求恢复诗歌抒情特性的元代,它还有一定市场。在元代,尽管这种理论声音是微弱的,但依然对当时的诗文理论和诗歌创作发生着影响。

  此论也不完全是承自宋人,将“吟咏性情”通过“发乎情,止乎礼义”与“天理民彝”相联系,将诗之“吟咏性情”归结为“天理民彝”的,倒是元人,其论者是元前期的王义山,他在《赵文溪诗序》一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:

  西山编《文章正宗》,以诗歌一门属后村,且约以天理民彝为主,如仙释、闺情、宫怨等作皆勿取。后村所编,西山去其半。严矣哉,西山之笔也!予来永嘉,得文溪赵侯诗读之。观其自序,首之以吟咏性情。夫诗发乎情,止乎礼义,其天理民彝乎?文溪之诗,其发乎情止乎礼义者欤?使经西山之笔,虽正宗可也。……文溪贤如周之公子,其为诗发乎情止乎礼义,西山所谓天理民彝者。①

  以理学家真德秀(西山)所编《文章正宗》为准的来谈诗,只能是道学家眼光而非诗家眼光,其诗论当然只能是非诗理论,“自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出,始别为谈理之诗②”。前人早有定论。宋代由于理学影响而形成的诗弊,也由此而来。宋代文人就已指出:“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,三百年间,虽人各有集,集各有诗,诗各自为体,或尚理致,或负材力,或逞辨博,少者千篇,多者万首,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,非诗也。③”理致、材力、辩博,用于文章则可,用于诗,则不符合诗性精神。

  那么何谓“天理民彝”呢?哲学意义上的天理即理学家所谓先天地而存在的、亘久不变的、作为世界本原的“理”,也即“道”。这种哲学意义上的“理”或“道”,通过人性的中介,落实在社会的伦理关系上:“上天之载,无声无臭。其体则谓之易,其理则谓之道,其用则谓之神,其命于人则谓之性,率性则谓之道,修道则谓之教。”④圣人修道设教,就是要把天理落实在人伦上,于是君臣有君臣之理,父子有父子之理,夫妻有夫妻之理,一切的人伦关系都要体现这“理”。这也就是“民彝”:民之伦常。当然,除人伦之外,物有物理,事有事理,“理一分殊”,此理无时不在,无处不在。

  那么诗歌又如何体现“天理民彝”呢?这似乎不易理解。元初北方理学大师许衡的一段话可作解释,他说:

  凡人为诗文,出于何而能若是?曰:出于性。诗文只是礼部韵中字而已,能排得成章,盖心之明德使然也。不独诗文,凡事排得着次第,大而君臣父子,小而盐米细事,总谓之文,以其合宜,又谓之义,以其可以日用常行,又谓之道。文也,义也,道也,只是一般。⑤

  这便是当时一些道学家的诗文观。诗是人本善之性的表现,而君臣父子等“民彝”乃人性中所固有,所以它是合于义的,又是可以日用常行的,如此“文”便是“义”,便是“道”。这种极端之论会将诗文创作引向何处,可想而知。事实上,许衡本人也是一位诗人,也从事诗歌创作,他的这一理论在他本人的创作中就没有贯彻,他的不少诗还是写得很富诗意的,有的还很灵动。我们看他的《宿卓水》五首之二:“寒釭挑尽火重生,竹有清声月有明。一夜客窗眠不稳,却听山犬吠柴荆。⑥”有意境,有韵味,有情趣,很能见出诗人情性,决非他上述理论的实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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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注】
  ①《稼村类稿》卷十。
  ②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一金履祥《濂洛风雅》提要。
  ③ 刘克庄《后村大全集》卷二十三《竹溪诗序》。
  ④《二程遗书》卷一程颢语。
  ⑤《鲁斋遗书》卷一《语录上》。
  ⑥《鲁斋遗书》卷十一。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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